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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《 吾思忆 • WuSiYi 》

有些假历史,真的忍不住拆穿

Some Fake History I Really Can't Help Tearing It Down

2023-04-07 12:04
有些假历史,真的忍不住拆穿

1

许多历史爱好者都听过这么一种说法:晚清朝廷在河北修了一条“唐胥铁路”(唐山到胥各庄),但是因为担心火车头“惊扰神灵、破坏龙脉”,所以铁路建成之后,用马来拉火车。

请问,这个历史,是真实的吗?

恭喜你,你被骗了

是的,你被骗了。

今天来告诉你真相。

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:

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,用马来拉铁轨车厢,是正常现象,也是普遍现象。

什么?用马在铁轨上拉车厢,是普遍现象?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:西方世界有火车,有铁轨,但是呢,有些矿主、厂主、仓库主等各种商人,有钱铺铁轨,但是买不起火车头,或者觉得火车还不如马方便省钱,所以呢,当时有些西方商人,在他们的矿上、仓库边、工厂边,修了铁轨,然后用马来拉车厢,为什么修铁轨呢?因为把车厢放在铁轨上,顺滑顺滑的,马拉起来格外省力,可以拉很重的货。

是的,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,马拉“火车”是普遍现象,准确地说,马拉的不是“火车”,只是普通的小车厢,只不过放在铁轨上,属于轨道车厢,马拉起来省力。

当时在台湾有个基隆煤矿,矿主学习西方人,从矿上修了一段铁轨,一直延伸到码头,用马在铁轨上拉煤,比火车更省钱,所以当时呢,负责修建“唐胥铁路”的唐廷枢这样建议:

“若煤铁并运,即须自筑铁路,方可大见利益,是台北矿务,煤井未开,铁路先已筑成,正此之谓。盖煤本不难取,所难者使其逐日运出费力。若能仿照台北,筑做用马拖车小铁路,非但煤铁容易运出,即熔铁锅炉、拉铁机器等重物,均无难运进矣”

全文不必看,大家只需要看我涂红的这一句,我翻译给大家看,意思是这样的:

“如果我们能够模仿台北基隆煤矿,修一条小铁路,用马来拉车厢,那么不但煤和铁很容易运出来,即使锅炉机器那些笨重的生产工具,也很容易运进去了”

可见唐廷枢建议马拉火车,不是担心破坏龙脉,而是因为要借鉴基隆煤矿的成功经验。

不过,当时朝廷确实有守旧派担心火车会“惊扰祖宗、破坏龙脉”,所以,李鸿章向朝廷请示为开平矿务局(位于唐山)修建一条小铁路,他特意说明:用骡马来拉运煤炭,由于是马拉,所以不冒烟、不鸣响,也不会破坏龙脉,清廷同意了。

可是大家要注意,在矿上用马拉“火车”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普遍的、经济合理的做法,而并不是基于什么荒唐和愚昧。

好了,说到这里,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:

总结一:在19世纪末的西方世界,马拉“火车”是正常现象,不是荒唐,也不是迷信,而是简单的经济计算结果。

总结二:台北基隆煤矿模仿西方,也在矿上修了小铁路,用马来拉车厢运煤。

总结三:当时负责修建“唐胥铁路”的唐廷枢,在主持修建唐胥铁路的同时,另外提出来:修小铁路,仿效台北的基隆煤矿,用马拉车厢,经济,便捷。

简单地说,就是这么回事。

总之一句话,清末的中国在铁路上用马拉车厢,不是荒唐,也不是迷信,只不过是模仿西方通行的其中一种经济行为。

举例可见,我们平时读到的历史,水分能有多严重。

2

“白公馆看守所”的所长,名叫杨进兴,是浙江宣平人。

在当时,白公馆看守所的所长,属于军统编制。戴笠是浙江人,所以,也喜欢重用浙江小老乡。

当年关押我地下党同志的渣滓洞,其实也归杨进兴管。

这个杨进兴呢,不但在1949年9月6日,亲自带队执行了杀害杨虎城及其子女、(杨的秘书)宋绮云、和宋的幼子小萝卜头(8岁)等人的行动,而且,1949年11月27日的“渣滓洞大屠杀”,也是这个杨进兴直接指挥和带队执行的。

那么,请问这个血债累累的杨进兴,后来怎么样了呢?

这段历史,说起来,其实还挺具戏剧性的。

重庆解放之后,国民党军统上司徐远举给杨进兴的命令是这样的:留在四川,上山打游击,等候委员长反攻。

然而,杨进兴觉得不靠谱,于是,带着他的太太,跑路了。

杨进兴化名“杨大发”,带着他老婆,逃亡到四川省南充县青居乡,谎称自己是本省的广安县人,逃避战乱,财物家当,都被土匪抢了,夫妻两人走投无路,请求青居乡收留他们。

说着说着,杨进兴流了眼泪,把一场戏,演的非常逼真。

青居乡的保长、甲长等人,看这个“杨大发”眼泪横流,挺可怜的,于是,就收留了“杨大发”夫妻两人。

“杨大发”决定:隐姓埋名,重新做人,悄悄过完下半生。

于是,“杨大发”租用了村民滕明远的土地,耕田,过日子。

“杨大发”在村里参加的集体劳动,也非常积极,总是挑最重、最累的活干,修路运土石,还多次把扁担绳担断,平时乡亲们需要帮忙的,他总是二话不说,马上就过去帮忙,表现非常好,多次被评为乡里的先进,妥妥的“好人”一个。

看来这个“杨大发”,是真心想“重新做人”,而且是“做个好人”了。

然而,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。

1953年秋,村里响应中央号召,准备普选工作,审查选民资格的时候,村干部发现了问题:“杨大发”自称是广安县人,但是,村干部致函广安县相关部门查询,广安县回复说:

我县没有杨大发这个人

露馅了。

有点见识的村干部,也悄悄评论说:这个“杨大发”,说自己是广安人,但是,他那口四川话,明明是浙江人的口音。

大家伙合计,觉得不妥:可能是特务!于是,村干部偷偷向政府举报。

南充县公安局,马上开展侦查。

原来,当年渣滓洞大屠杀之后,大家都在搜寻杨进兴的下落,大家都说,不逮住杨进兴这个杀人恶魔,烈士都死不瞑目。

很快,“杨大发”的真实面目,在南充县公安局的严密侦查之下,逐渐清晰起来。

为求稳妥,公安局决定拍照片带到重庆去找人辨认。于是,公安局侦查人员化装为新闻记者,下乡拍摄先进事迹,拍牛,拍田,拍禾苗,后来说,要拍几个劳动积极分子,然而,轮到拍摄“杨大发”的时候,他有一点儿警觉,死活不肯拍照。

后来村干部出面,拍集体照,这下“杨大发”无法推辞,就勉强拍了一张集体照。

公安局侦查人员拿着这张集体照片去了重庆,找到从渣滓洞、白公馆逃出来的我地下党人员,大家一看,异口同声地指证:

这个人就是杨进兴

1955年6月11日,杨进兴被逮捕。

杨进兴知道重庆地下党许多人指认了自己,否认已经没用了,自己的末日到了,万念俱灰之下,他对自己杀害杨虎城、宋绮云、小萝卜头,并屠杀渣滓洞地下党的往事,供认不讳。

1958年5月16日,杨进兴被公审。

公审之后,杨进兴被押上刑场。一枪毙命。

3

早年我红军在困难时期,曾经从许多民间富户那里,筹借物资,并写下许多借条,这个事情,大家都知道。

那么这些借条,后来新中国建立,有没有偿还的记录呢?

答案是:

有!

建国之后,民间不断有人,拿出祖辈留下来的借条,找政府兑现,政府一般都尽量予以兑现。

这样的事例太多,说不完的,我稍微列举几个例子:

例一

1934年,红军第三军团事务长叶祖令,行军到湖南汝城,向富户胡四德筹集物资,并写下这样一张欠条:

“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,生猪三头,重量五百零三斤,鸡一十二只,重量四十二斤,此据。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 具借人 叶祖令 公元1934年冬”

红军走了之后,胡四德把这张欠条藏了起来。

后来解放,胡四德没有找政府兑现这笔债务,也没有告诉子孙有这回事,而是把欠条藏在一个家中隐蔽的地方,就忘了。

再后来,胡四德就去世了。

时光一晃,到了2004年,离借债一事,七十年过去了。

在这一年,胡四德的孙子胡运海,在维修祖屋的时候,无意中发现了这张借条。

胡运海心里想,我爷爷帮助过红军打江山,这笔债,政府认不认呢?

于是,胡运海拿着这张借条,找了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政府。

胡运海想碰碰运气。

不料,汝城县政府,认账了。

经过评估,汝城县民政局,给胡运海偿还了人民币15000元。

胡运海领到钱,非常高兴。

欠债还钱,理所当然。

例二

1944年,我军下辖南方游击队(编号: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),在广东省江门市,找当时的富户“鸿文三姐”,借了60斤大米。

这个鸿文三姐,是当时江门地方一户有钱人的小妾。

鸿文三姐借出这60斤大米之后,把借条藏好了。

事实上,60斤大米,对于富户鸿文三姐来说,并不是很大一笔财富,于是,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,鸿文三姐并没有记在心上。

借条藏好之后,鸿文三姐将此事抛诸脑后,没有跟后人交代。

时光一晃,六十五年过去了。

2009年12月12日,鸿文三姐的后人梁伟诗,在清理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三堡村祖屋的时候,翻出了这张借条。

借条的行文是这样的:

“借鸿文三姐白米共三十八石七十斤,大洋五千元;金条八支,每支一两。待胜利以后,由当地县政府偿还,付息两分。立据人: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三中队李兆培,民国三十三年”

鸿文三姐的后人梁伟诗翻出这张借条之后,也找了江门市的区政府,他也想碰碰运气,看看我们的国家,是否讲信用。

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政府接到借条,经过甄别和讨论之后,决定:予以偿还。

于是,2010年12月28日,江门市蓬江区民政局,对梁伟诗给予一次性奖励人民币2万元。

60斤大米,今天的市值也就200元左右,然而经过六十五年的利滚利,政府给梁伟诗偿还2万元,其实大概也属合理。

例三

1941年,我八路军358旅在山西娄烦县择石村,向富户周模旦借了一担谷(100市斤),并写下以下的借条:

“借择石村周模旦谷儿一担,民国三十年秋”

这个富户周模旦,也把这件事抛诸脑后,没有跟后代交代。

七十二年过去了。

2013年4月12日,山西娄烦县人武部政委纪根有,带领官兵,把3袋面粉、2袋大米、1桶油、2000元人民币现金,亲自送到了娄烦县择石村周区贵、周诚贵兄弟俩手中。

这个周区贵、周诚贵,就是周模旦的两个孙子。


周区贵、周诚贵接到这笔意外财物,感到非常高兴,也很惊讶,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爷爷,竟然还曾经资助过我八路军。

而有趣的是,事实上1941年当时的周模旦,非常胆小怕事,他拿到我八路军的借条之后,自己偷偷把它给一把火烧了。

为什么呢?

因为怕周模旦日本人报复,也怕国民党报复。

那么试问,后来是谁翻到这笔旧账的呢?

答案是:是我人民政府。

七十二年之后,山西省娄烦县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清理旧档案的时候,意外发现了八路军358旅在1941年给周模旦的借条。

原来,当年的借条,是写了一式两份,一份保存在我八路军旅部,一份交到周模旦的手中,而周模旦把它烧了。

周模旦在九泉之下怎么也不会想到,七十二年之后,人民政府会主动把这笔旧债,亲自送上门来,偿还给他的两个孙子。

事实上在历史上,有许多都像周模旦一样谨小慎微的富户,拿到我红军、八路军的借条,都害怕日本人、国民党等势力的报复,当时多数都是烧掉的,只有少数胆子大的,才保留着。

例四

当时,八路军借钱借粮的对象都是一些比较富裕的中农或商人。1946年,在陕西,因为部队要和国民党进行艰苦对战,需要资金购买枪械弹药,于是部队在陕西当地商人中间组织了一次借钱。当时陕西商洛的进步商人郭建英十分支持八路军,带头响应,借给了部队1100万法币。部队十分感谢商人们的贡献,一一给他们写了欠条,并承诺战争胜利后一定还给他们。

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,郭建英一家也没有想着去要回欠款。只是后来国家发展发生了很多的事情,郭建英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,家道中落。一直到40年后的1985年,生活条件十分艰难的郭建英想起了这张借条,就拿着借条去找了政府部门。

见到这张借条后,政府部门十分重视,向上级部门报告,经过鉴定,借条属实。但由于借钱的时候通货膨胀,法币贬值厉害,1100万法币虽然数额庞大,但并不是实际一千多万的购买能力。于是经国家财政部、中国银行部门计算估值,向郭建英老人一次性归还了人民币八万元。